近日，对党员干部起到提醒作用的“口袋书”在网上引起热议。“七一”前夕，宁波市印发《习近平总书记党风廉政论述漫画解读》和《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两本“口袋书”，出台了“负面言行提醒”制度，引导警醒各级党员干部“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口袋书”图文并茂，形式新颖。（8月8日《北京青年报》）

　　党员干部不同于普通人，理应“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对此，需要一定的“提醒”，从这个意义上说，宁波出台了“负面言行提醒”制度值得肯定，事实上，此制度也受到广泛的好评，点赞之语随处可见，不过，对于“负面言行提醒”制度还是需要理性看待，换言之，这个制度有其积极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将其当作唯一的“制胜”法宝。

　　党员干部要“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什么是“合适的话”？显然是不伤群众感情的话，符合法律的话；什么是“合适的事”？就是能够为民实事，为民办事不推三阻止。而要做到这一点，固然需要“提醒”，但却不能止于“提醒”。从监管的角度，“提醒”式的监管力度并不大。

　　赏员干部“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有多难？应该说，大部分党员干部并不难做到，但有些党员干部却很难做到，随随便便就说出了伤群众感情的话，我们平时听到的官员“雷语”就是典型。2014年1月，四川达川当地媒体爆出，达川区一对夫妻投资70余万元，在该区罐子乡建成了石料废渣回收处理厂，因没有原材料，工厂无法正常投产。当他们找到该乡党委书记罗颂时，罗颂要他们去找该乡前任领导解决，并认为两人找媒体来采访，是威胁自己。面对镜头，罗书记爆出雷语：“你（是在）威胁共产党！”；2013年3月5日，河北省故城县部分城乡客运车主前往交通局上访反映城区站点布局不合理问题，遭到交通局相关部门领导的侮辱。科长宋迎朝对访民耍无赖：“今天你们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去厕所提去。”……干部何以敢口出狂言？其根因在于权力任性。

　　“负面言行提醒”制度有其必要性，但其效果恐怕有限，时间长了，未必会被当回事，恐怕这个“口袋书”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去了。而最为关键的就是让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要转变党员干部的意识。在“负面言行”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党员干部对百姓的藐视。党员干部一旦丧失群众意识，失去对百姓的敬畏之心，其言行必然会出现“负面”。让党员干部的考核与选拔更多向群众标准倾斜，以群众满意与否作为升迁的重要标准，这样才能一定程度上遏制党员干部的“负面言行”。

　　党员干部“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别止于“提醒”，严惩才是正道。